中国诗歌的消亡:哄人玩意儿之一
·诗曾和形而上学、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儿·
论中国诗歌的消亡
吕伟明
|
一
|
诗歌在当代已经发生了嬗变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中国诗歌从古至今,经历了多种文体的转化。钱钟书先生的《谈中国诗》曾作如下结论:“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,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,次有戏剧诗,最后有抒情诗。中国诗可不然。中国没有史诗,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‘史诗头脑’,中国最好的戏剧诗,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。纯粹的抒情,诗的精髓和峰极,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。所以,中国诗是早熟的。
早熟的代价是早衰。中国诗一蹴而就至崇高的境界,以后就缺乏变化,而且逐渐腐化。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。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,而早已有‘印象派’、‘后印象派’那种‘纯粹画’的作风;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,而辩证法的周到,足使黑智尔羡妒。中国人的心地里,没有地心吸力那会事,一跳就高升上去。梵文的《百譬喻经》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,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,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,这因为中国人聪明,流毒无穷地聪明。”
试以唐诗为例,唐诗肇始于唐,辉煌于唐,也没落于唐。唐人写诗富有朝气,气势如虹,神驰于想象,谢冕先生可以说唐人能够创造出诗的辉煌,是因为唐人的心里充满了第一次创造的喜悦,他们在尝试着一种崭新的文体,而且凭着自己的创造力让这种文体在有唐一代登峰造极。
但是,中国人太聪明,“流毒无穷地聪明”,唐诗到宋,嬗变成宋词;到元,宋词嬗变成元曲。到了晚清,唐诗成了无比工整、无比玲珑的格律作品,每一个用字、每一个用词都无懈可击,至此,近体诗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所以,当胡适口占一首白话诗“两只花蝴蝶,双双飞上天”之后,近体诗就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|
二
|
语言文字有这种社会功能,我们常常把说话来代替行动,捏造事实,乔装改扮思想和情感。值得注意的是:在诗词里,这种无中生有的功能往往偏向一方面。它经常报忧不报喜,多数表现为“愁思之声”而非“和平之音”,仿佛鳄鱼的眼泪,而不是《爱丽斯漫游奇境记》里那条鳄鱼的“温和地微笑嘻开的上下颚”。诗人“不病而呻”,和孩子生“逃学病”,要人生“政治病”,同样是装病、假病。
不病而呻包含一个希望:有那么便宜或侥幸的事,假病会产生真珠。假病能不能装来像真,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乱真,这也许要看各人的本领或艺术。诗曾经和形而上学、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顽意儿,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。当然,作诗者也在哄自己。
|
三
|
当代社会,生活节奏和信息量百万倍于诗歌盛行的前代,人类接受的文化形式也与前代不可同日而语,整个社会的心态因为目标性、趋向性的混乱而变得日渐浮躁。谁能设想在一个以财富衡量人生价值的社会里讲究“穷苦之言易好”的诗歌?
诗歌的口语化成为必然的趋势,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表面化的东西,对深入灵魂的力量不自觉地产生排斥,这也不是一种坏品质。人们适应了表面化的幸福,而抗拒灵魂的反思和痛苦,这本也无可厚非。但是,人们逐渐疏远了圣洁的诗歌王国,记忆也必然少了诗情画意。
人们在哀悼过去的同时,也在展望未来。历史,本来是一个人类逐渐学习适应世界的过程。若神话传说是人类童年时的玩具,那诗歌也可以算做是人类最多梦想的少年时期的宠物,古代的李白、杜甫和现代的泰戈尔、艾青都写下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诗歌,而现在呢?我们不过正处在余音绕梁的时刻罢了。
↓